公元759年，成都。

“安史之乱”第四年，关中大旱，成都却依然安逸。举家流落至此，住在西郊“草堂”的杜甫，去市中心的摩诃池要走八里路。一千二百多年过去，五百亩的摩诃池早没了，一亩三分的草堂还在。

中国城市的空间故事，大约都在这“没了”、“还在”之间。

偌大一个成都，三千年建城史，勉强留下来的武侯祠、青羊宫、大慈寺、望江楼，安插于现代化的高楼阔路之间，早已只是个象征符号，唯草堂尚能自成一体、独善其身。

三百亩草堂，连上五百亩浣花溪，如今的光景，无论自然生态还是市井民俗，仍有几分如杜诗所云：

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。

自去自来梁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。

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

但有故人供禄米，微躯此外更何求？

《江村》

“供禄米”的“故人”，就是杜甫早年云游时结识的高适。这位大了杜甫十几岁的老朋友后来在成都官至成都尹，不时周济杜甫。

不像此时已人到中年，各种羁绊，二十多年前的杜甫云游天下、意气风发，眼里的绿水青山都是壮志豪言。

岱宗夫如何？齐鲁青未了。

造化钟神秀，阴阳割昏晓。

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。

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

《望岳》

成都的杜甫当然也去过武侯祠。

那个时候的成都城还很小，草堂和武侯祠大概都在城外的郊野，杜甫绕城走了八里路寻过去。如今，城外的“柏森森”没了：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？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
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。

《蜀相》

同样走八里路，真正让他开心的多半不是武侯祠与诸葛亮，而是那市中心的摩诃池与严武。

严武小杜甫十几岁，诗没有高适写得好，但比高适更喜欢杜甫。接过高适官职坐镇成都的他常约杜甫，比如一起游摩诃池。杜甫因这位“严郑公”写过好几首诗，组成他寓居草堂期间所作二百四十首诗中的一小部。有诗为证：

湍驶风醒酒，船回雾起堤。

高城秋自落，杂树晚相迷。

坐触鸳鸯起，巢倾翡翠低。

莫须惊白鹭，为伴宿青溪。

《晚秋陪严郑公摩诃池泛舟得溪字》

摩诃池，隋朝为修筑城墙而在市中心挖出的人工湖，把今天自东城根街到三医院、西玉龙街、四川大剧院、成都博物馆新馆的地界都囊括了，如今荡然无存，只留下杜甫、薛涛、陆游等人的诗句。

远不止这些，城墙、街巷、建筑、湖泊、河流……好多都在成都的三千年建城史中烟消云散。

其实草堂也早就没了。

公元765年，回到渤海的高适辞世，身在成都的严武也病故，杜甫只得离开成都，继续漂泊。草堂随即倾覆。

奇迹始于一百多年后。

等到唐都亡了，公元907年，时任前蜀宰相的诗人韦庄终于找到草堂遗址，原来“柱砥犹存”，赶紧“重结茅屋”。于是一代代文人瞻仰、慨叹，又化作纷纷添砖加瓦的行动，最终让小小的可“为秋风所破”的茅屋在天灾、战乱、城市化之后得以幸存、滋养、生长。

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，风雨不动安如山！呜呼！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！

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

颤颤巍巍留下来的草堂，如今从一亩三分地生长为八百亩的绿野，就像一幅极简的水墨画上那似重似轻的一笔，经过岁月的打磨，已经变得发黄甚至发脆，但依然在那里，不偏不倚。

周围无论沧海桑田还是钢筋水泥，反倒成了留白。

这种空间的消逝与留白，为中国城市所独有。

现代城市规划与美学的经典《城市意象》（The Image of the City）中，强调了“可读性”和“可意象性”在城市设计和重建中的价值，并创造道路（Path）、边界（Edge）、区域（District）、节点（Node）和标志物（Landmark）五要素去界定和描绘城市空间，但这一切更多归结于环境心理学层面的认知——

人对城市及环境的认知，首先被这些要素所吸引，逐渐拼凑成脑海里的完整图像。书中，当不同人面对同一城市画下“城市意象”地图时，结果千差万别，且与实际地图大相径庭。

中国人面对自己城市的“城市意象”，一定更像一幅抽象的中国水墨，处处留白，却在重要处落下一笔。

草堂之于成都，就是这样的笔法。“自古文人皆入蜀”，从人文的角度去寻找标志物（Landmark），在成都这张宣纸上，草堂一定是最打眼的一笔。

只不过，当年杜甫眼中的锦官城，远不止草堂，自然有诸多落墨之处。

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

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

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

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

《春夜喜雨》

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
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

《绝句》（三）

“野径”、“江船”、“花重”、“锦官城”、“黄鹂”、“翠柳”、“白鹭”、“青天”、“西岭雪”、“万里船”……如今大多已纷纷湮没进“留白”里，闭眼可见，睁眼不在。

杜甫的诗被称为“诗史”，更被称为“图经”，围绕区区一间存世的草堂，城市指南般的杜诗留给后人一座“意象城市”。

东方的建筑常用木头。东方人的思维里，木头有寿命，是给活人住的，而用石头砌的常常是陵墓，这跟西方大相径庭。欧洲城市有很多老建筑和老城区，那里的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生活在几百上千年历史的建筑中，这在中国城市中几乎不可见。

在成都，可以断定没有一座建筑来自唐代，大量留存的古建筑仅是建于明清。这与木结构建筑易损的特性有关，也与人为破坏有关，后者是最关键的因素。在“复制”唐代城市的日本京都、奈良，几百上千年的木结构建筑不胜枚举。

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让全球范围的建筑、街巷与城市翻天覆地，中国城市更是命运多舛，经历着不同版本和规模的拆城史，最后就像孤苦伶仃的一叶扁舟，在无处归根的暗夜中独行，像极了一首杜诗：

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。

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。

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

飘飘何所似？天地一沙鸥。

《旅夜书怀》

离开成都，杜甫携家眷乘舟东下，经过渝州（重庆市）、忠州（重庆市忠县）、夔州（重庆市奉节）等地，写下生命最后一个阶段诸多伤感的诗句，于公元770年客死他乡。

然而今天的我们，又何尝不是流落他乡？

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、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，发生在中国的过去一百年。如今，改头换面的中国城市，已在最新一轮像模像样的权威评比中纷纷跻身全球一二线城市阵列，其结果就是，故乡的城市变得跟曾经的他乡越来越相似。

于是，故乡“消失”，人们反把他乡作故乡，“山河”以另外一种形式“破”了。

曾经水系庞杂的锦官城，只剩下诸多与桥有关的地名，曾经星罗棋布的街巷里院，只留下少有人还记得的几首儿歌。

好在千头万绪都有了一个视觉和心理上的重要收口，那就是一千二百年前留下的草堂。

有了草堂和杜甫存世的一千四百余首诗，人们或许能重建故乡的完整世界，至少是完整的精神世界。

但是，这样举动还会有回响吗？

公元2015年，成都。

“千诗碑”启动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

从草堂一侧直至浣花溪，人们计划将传世的1455首杜诗，也就是12万余字全部镌刻下来，逐一罗列。

消息一出，人声鼎沸，“六艺”咸集。

这六艺，指的是诗歌、书法、碑刻、园林、雕塑和古建。

这六艺，几乎支撑起中国文化背景下，文人对建筑空间与人居环境的全部想象力与营造力——这件事曾在《红楼梦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有建筑师曾按照《红楼梦》书中所述，绘制出大观园平面图，曲径通幽处，从沁芳桥到稻香村，从怡红院到栊翠庵……即便这些诗意空间硬生生落在一笔一画的图纸上，依然能感受到意趣、气度。

想象出来的大观园，与记录下来的锦官城，在本质上都成了今人关于城市的意象。

曹雪芹当然不是建筑师，其实中国古代根本没有建筑师（Architect）这个舶来的行当。建筑与城市空间的营造行为，往往基于文人与工匠的集结，不过大多时候，留名的是前者，做事的是后者。

中国历史上名气最大的能工巧匠，一个开辟在前，叫鲁班，一个极致在后，叫“样式雷”——二百年间设计建造了故宫、天坛、圆明园、颐和园等几乎所有清代宫廷建筑的家族。“一家样式雷，半部古建史。”此后不久，中国就有了现代意义的建筑师。

绝大部分的造城造园，却归功于或治国安邦、或独善其身的文人。隋唐就有，比如营建大兴城（今西安城）和洛阳城的工部尚书宇文恺，以及修造了渭上南园、庐山草堂、长安新昌坊宅园、洛阳履道坊宅园等四处私家园林的诗人白居易。

中国的“建筑师”首先得是文人，这种共识不只在建筑师概念不尽相同的古代，就连第一位获得“普利兹克建筑奖”（建筑师的最高荣誉）的中国当代建筑师王澍也这么说。

在韦庄重建草堂前几年，唐末大将高骈平定蜀地叛乱，于公元875年在成都筑罗城，还将并流穿越成都的二江联结，形成环抱，工程浩大，对城市格局影响深远。

善战和善筑的高骈也是文人，比高适的诗还写得好，同样喜欢杜甫和严武曾游玩的那个摩诃池，有诗如下：

画舸轻桡柳色新，摩诃池上醉青春。

不辞不为青春醉，只恐莺花也怪人。

《残春遣兴》

不知何故，自古以来的中国文人尤爱杜甫，纷纷跟随杜甫的脚步，出则留下川行华章，入则抄写杜诗、刻写诗碑。

韦庄、高骈之后，从宋代的苏轼、黄庭坚到元代的赵孟頫，再到明清的祝允明、董其昌、何绍基，及至近现代的于右任、谢无量、丰子恺、张大千等等，这些书家文人都曾挥毫写下杜诗，流传至今。

千诗碑由此而生。

筛选自全国的上千名工匠，运用手中的器具，再一次完成了与文人的大规模集结。

其中114首杜诗刻于草堂内，向国内公藏机构征集了历代名家的杜诗书法作品，分量和规模空前。另一方面，邀全国各地当代书法家写下1341首杜诗，并将杜甫生平创作分为游学壮歌、长安沉吟、流寓夔州、草堂岁月、夔门抒怀、洞庭余响六个阶段。

于是，杜甫存世的1455首诗歌以书法碑廊、摩崖石刻等形式完整再现，加之雕塑家吴为山根据杜甫不同人生阶段创作的雕塑，成就了一本绝无仅有的“石刻杜诗”。

三年过去，2018年终于竣工。

是日，《杜甫千诗碑记》全文刻于杜甫千诗碑总碑之上。碑高5.68米，宽2米，厚0.4米，重达23吨。碑身《杜甫像》由蒋兆和绘，碑文由李敬泽撰文，洪厚甜书写，戈春暖镌刻。

碑文有云：“项目立意之宏伟，工程之浩繁，世所罕见。历经三寒暑，终于二零一八年六月告竣。”

杜甫在故人周济之下，修草堂用了三月。今人在世人协力之下，修千诗碑用了三年。

两件事之间，是一千四百多首诗在一千二百多年间不断被吟诵、书写、雕刻，逐渐晕染出一个“中国人的诗意世界”，其中有“草堂”与“摩诃池”，有“江村”与“春夜喜雨”，有“柱砥犹存”与“重结茅屋”，有“文人”与“能工巧匠”，有“浣花溪”与“千诗碑”……这一切在城市空间中建构了独一无二的美学意象。

借由这意象，成都输送给世界源源不断的灵感与智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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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ND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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